成都佛教基本情况         

一、历史概况

成都位于川西平原的腹地，地势平坦，河网纵横，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与关中平原一样，被称为“天府之国”。在两千六百多年的王朝兴衰交替中，成都成为了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并以其独特的地域与文化优势，在中国早期佛教的演变发展中扮演了十分积极的角色。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四川地区却发现了一些东汉后期至蜀汉时期的佛教考古文物。如1940年在四川乐山城郊麻浩及柿子湾发现的东汉后期崖墓等。从出土的证据来看，佛教传入巴蜀地区应不晚于东汉中期。而作为古代巴蜀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中心，成都的佛教传入理应更早。

事实上，巴蜀地区介于北、南两大丝绸之路之间，其接触异域文化很早。我们发现，已有的佛教传入巴蜀的证据大抵分布在三条线上：一是自城固、汉中、梓潼、绵阳、安县、什邡至于成都的金牛道上，一是自泸州、乐山、彭山至于成都的五尺道上，一是自开县、忠县、丰都至于重庆的长江沿线。三线的交汇地点恰在成都，由此可以推测佛教传入成都地区的时间应不晚于这些地区。

两晋时期的成都佛教已脱离初传时的偏狭与依附，逐步发展成为一种独立、正规的普遍信仰。这种长足发展，得益于高僧相继入蜀，把域外佛教义理行持带进成都，拉近了成都佛教与域外佛教的距离。与此同时，本土僧人也逐步培养起来，名扬域外。综观此一时期的成都佛教十分重视修持，持戒与念诵是其最为常见的两种法门。

至南北朝，成都佛教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其影响不可等闲视之。首先表现在佛教信仰的空前推开。例如成都地区极个别的神异僧人“具有一次号召十万人的能力，影响不可低估”。慧皎《高僧传·释道汪传》称萧梁时益州“僧尼出万”，比之于文献记载的萧梁僧尼8.27万，此数目说明成都僧尼此时有较大增长。同时，高僧在此传道弘法期间，民间表现是“处处弘道，禅学成群”“百姓皈依礼敬者不可纪（计）”“引邪归正，十室而九”。”化行各地，白黑归依”。凡此种种，无不说明佛教作为一种信仰已在成都地区赢得了普遍的皈信。

在以义学为特长的佛教学术方面，成都佛教水平发展很快，起到了“振起边服”的作用。据龙显昭先生统计，至东晋南朝时，佛教的基本典籍在四川已得到了广泛传播，仅见于《僧传》记载的即有《妙法莲花经》《维摩诘经》《金光明经》《宝积经》等十余部经典。另外，如《成实论》《中论》《百论》等大乘经论，也已流播蜀土。

隋唐时期，成都佛教进入“鼎盛”时期。以至于宋代大诗人苏东坡赞叹：“成都，西南大都会也，佛事最胜。”而当时宗派主要以禅宗、净土宗以及密宗为主。成都地区禅宗独霸，高僧辈出，境界卓绝，以至天下有名言：“言蜀者不可不知禅，言禅者尤不可不知蜀。”西蜀剑南禅派以唐代智诜为开山祖，弟子处寂踵其后。第三代无相禅师，新罗王子，无相开创的“引声念佛”的外修方便与“无忆无念莫忘”的内修法门，名扬遐迩。藏人专门派人来益州学“净众——保唐”禅法，无相被称为“神和尚”。新罗境内受其影响，禅宗大兴。

北宋时期两度卓锡昭觉寺的圆悟克勤禅师是杨歧宗下三传，他的《碧岩录》、《圆悟心要》等著作，集杨歧之大成，使禅风获得重大发展，把文字禅发挥得淋漓尽致。圆悟禅师平生领住国内七大丛林，宗风远播南北。杨歧禅法在宋元两代之间传入日本，使日本传统文化三大主流之一的禅宗，有了巨大发展。其《碧岩录》早被日本禅僧奉为圣典，与《坛经》地位相提并论，是宗门必读七部书的首部，收入大正藏经。因此，昭觉寺跟日本禅宗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净土宗在成都也有很大的发展，文殊院、宝光寺清初重建时即辟有念佛堂，并在僧团中组织形成修持制度。民国以来，成都宣传净土佛学社的居士林，比比皆是。成都著名禅林普开净土法门，在僧众和信徒中日增，女居士居多，以念佛为主要修持形式。2000年以后，文殊院设立了香光念佛组，每天组织居士念佛。很多寺院也定期、不定期地举行居士佛七。正是由于高僧大德的栽培和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使得近代以来，成都的居士佛教现象勃兴，如成都少城佛学社、都江堰灵岩寺即成为当时有名居士学佛的聚集场所（因历史原因，灵岩寺的重新开放事宜仍在积极筹备）。

成都地处西南，为汉藏进出之要道。藏密在成都广为流布，不仅汉僧入藏学密法，藏地高僧来汉地弘法的也不少，章嘉活佛、贡嘎活佛等大师都先后在成都传法。民国能海上师等法师先后至康定学习密法，学成后回到成都整修近慈寺，成为汉地藏传佛教格鲁巴传承的一个密宗道场。在这样历史下，昭觉寺、石经寺、铁像寺成为了显密共修道场。

总体来说，成都地区深厚的佛教文化底蕴，造就了如文殊院、昭觉寺、大慈寺、宝光寺、石经寺等具有相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的重点寺院。这为我们弘扬成都佛教优秀传统，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成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历史文化资源。

二、文化特点

    成都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展示出了佛教中国化、社会化的许多特性。纵观成都佛教约两千年的历史演变，以下几个方面具有明显的地方与文化特征，将成都佛教从全国佛教中卓然显现出来：一是佛教最早传播的地区之一。在巴蜀地区，有明确纪年的佛教文物已可早到东汉安帝延光四年（125年），其属东汉时期的佛教文物多达40余件，分布于川东、川西、汉中、黔北的广大区域，足以证实东汉中后期佛教已在巴蜀地区逐步推开。二是重视行仪的一贯传统。早期的佛教文献可以看到，成都地区的僧众对佛教行仪具有浓厚的兴趣。他们对于佛典的热情往往不在义理研讨，而在念诵修持方面。因为，念诵是一种“至心听佛语”的方式，较之于从义理上解读更能领会佛陀的要义。与念诵并重，成都佛教僧众也非常重视禅定。到了剑南禅派，仍把禅定修持作为其禅法的基础。此外，从唐宋以后的民间劝善运动，以及彭州悟达国师的“三昧水忏”，本质上都是成都佛教重视行仪的直接后果。三是义学与禅学并重的趋势。自晋南北朝而发展至隋唐，成都作为中国佛教的义学中心之一，曾经引领过中国佛教义学的诸多方向。玄奘兄弟之所以来成都学佛，就是出于此一义学影响的吸引。这种义学底蕴后来又被转化为禅学的基础，长期盛行于成都佛教僧众的修习之中。禅宗盛行的时代，既是巴蜀禅僧引吭高歌的时代，也是成都禅僧大显身手的时代。四是佛教社会化程度较为明显。佛教自其传入成都地区，一直与当地的社会文化生活联系紧密，力图用佛教的智慧与方式为民间解决具体的生活问题。用一句时髦的套语，就是成都佛教一直很“接地气”。因其如此，作为佛教主要活动场所的成都寺院，很早就不仅仅是信徒的聚集之地，同时还是成都士庶的文化中心、艺术中心乃至经济中心。五是勇于改变自身的精进态度。成都佛教自其传入，即一直是在稳定与改变的交替之中发展前进。它早期传入时与丧葬风俗相关。到两晋南北朝，完整的佛教形态开始在成都地区逐步推开，并很快发展成了全国著名的佛教中心之一。及宗派林立的隋唐时期，成都佛教根据自身的文化与地域特色，果断地选择了禅宗这样一种非常适应的宗派，形成了与北渐、南顿鼎足而三的剑南禅派。再从唐宋之际的社会化转型，到清末民初的现代化改革，成都佛教僧众从不以僻在西部而固步自封，总在不断地调整自身以求积极适应社会的发展。民国时期，在轰轰烈烈的人间佛教运动中，成都佛教僧众所表现出来的改革与探索精神，丝毫不逊于域外别的佛教盛行之区。改革开放以后，在恢复与稳定中寻求发展，成都佛教僧众所表现出来的沉着与智慧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与时俱进、不甘人后是成都佛教一贯的可贵态度。

三、相关现状

目前（据2021年7月数据），我市有登记开放的佛教活动场所168所，教职人员1000余人。区（市）县佛教协会13个。据不完全统计，全市有逾百万佛教徒。成都市佛教协会是全市佛教徒组成的爱国宗教团体和教务组织，是在市民宗局业务主管下，由市民政局登记备案的社团法人组织。 成都市佛教协会成立于1957年1月，2021年7月召开了成都市佛教协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选举并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成都文殊院方丈宗性法师当选为会长。 成都市佛教协会宗旨为：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与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实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倡导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团结、带领全市佛教徒爱国爱教，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发扬优良传统，传承优秀文化，加强自身建设，维护合法权益，弘扬佛教教义，兴办佛教事业，践行“人间佛教”思想，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为维护宗教和睦、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祖国统一、世界和平作贡献，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