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独特印记，更是一座城市的根与魂。历经一年的考古发掘，位于青羊区实业街30号的千年古寺福感寺日益清晰起来。这是继金沙遗址、船棺遗址、东华门遗址、商周时期的大型遗址、摩诃池遗址等青羊区范围内又一重大考古发现。发展天府文化，打造天府历史文脉核心区。在成都这座历史古城里，有着长达3000多年前的古城遗址，也有着几百年来的文物古迹，它们有如成都名片上一个个定语，标注着这座城池的厚重。青羊作为成都的原点，66平方公里的土地承载着成都的历史源流和文化脉络。

发掘现场

      位于实业街30号的福感寺从东晋延续到宋代，一直是益州名寺，在隋唐时期最为兴盛，常有高僧驻留。唐代诗人刘禹锡赞其“绣于碧霄，望之如昆阆间物”。

     据了解，从去年4月，实业街30号考古工作开始推进。近日，现场主体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发掘面积达到1.1万平方米。目前的发掘现场只是福感寺的一部分，但已发现了塔基、房址、水井、道路、沟渠等遗迹，出土了1000多块刻有《金刚经》《妙法莲华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等佛教经典的经版，多达五六百块佛、菩萨、罗汉、天王、伎乐等石刻造像残件及蟠龙碑首、模印密檐塔砖、有铭文的琉璃瓦等建筑构件，伴随出土大量杯、碟、碗、盏等日用陶瓷器。后续的发掘中，“福感寺”、“章仇来临”等文字纷至沓来，这让考古人员将目光投向了一座在文献中时有出现的名寺——福感寺。

     福感寺的前身为大石寺，唐代成都干旱，地方行政长官到这里来求雨，每求必应。因此，这座寺庙改名为福感寺。人物 “章仇兼琼”是唐朝开元天宝年间集军政大权为一身的益州最高长官，曾在福感寺捐建佛塔，也曾捐资助建乐山大佛。

    《妙法莲华经》《金刚经》《佛说阿弥陀佛经》……1000多件石刻经版，笔力遒劲，不少文字上还隐约能够看到一些金粉。上百件菩萨像、盘龙碑首、伎乐、天王以及装饰构件陆续出土，足以完善南北朝到唐代的佛教艺术史。出土的菩萨造像，有的只剩头部，但依旧面如满月、安详静穆，一些残存的造像则身披璎珞，只剩一半的天王造像脚踏夜叉、气势威猛。

佛像头造像残件

隋唐时期香火鼎盛
文人墨客吟诗作对

      两晋时期，数位高僧从洛阳等地抵达成都，其中数位高僧，筑起寺庙，取名“大石寺”。在当时的益州也就是成都，高僧来建寺，可谓高格调。不少善男信女们纷纷向寺庙捐款。据史料记载，曾经，这有一座阿育王时代分封舍利的释迦牟尼佛舍利宝塔。

      时光转瞬，至隋唐年间，佛教宗派鼎立，百家争鸣，大量文人墨客、能工巧匠、虔诚僧侣入川。寺院佛龛、佛教造像也在人和地利的愿景中，由川北向南成燎原之势，遍地开花。就在这时，福感寺的兴盛也达到顶峰，成为远近闻名的宝刹。

      据唐代高僧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载：“益州旱涝年，官人祈雨于此塔，祈而有应，特奇感征，故又名福感。”而经版上的“章仇来临”则牵出一则“脑洞大开”的传说：唐玄宗时期，章仇兼琼出任益州长史时，刚刚走出剑门关，不想遇到福感寺的守塔神拿着一只鸡来迎接他。守塔神求他帮助把寺庙的塔移位。于是，他将塔向东北方向，移了42步。从此，福感寺的香火更加旺盛。

      福感寺的盛名也吸引了不少文人墨客到此。唐代诗人刘禹锡曾为福感寺作《成都府新修福成（感）寺记》，形容其“绣于碧霄，望之如昆阆间物”。唐末著名诗僧贯休也曾写下《蜀王登福感寺塔三首》。

      隋唐时期的福感寺规模相当大，本次考古只发掘了一部分，但是也能勾勒出福感寺当年香火鼎盛的概貌。

      除与福感寺有关的遗迹外，此次还发现了80多座商周至春秋战国的墓葬，东汉六朝的道路、房址、水井、水沟，大量日用器具和建筑构件，以及两宋和明朝的部分遗迹。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在附近区域，比如宽巷子、西安路、同仁路，发现过不少寺院，而且历年来，也都有大量佛教遗存陆续出土。“可以看出，这块区域是成都当年重要宗教文化区域。这片区域的兴盛得益于益州当时经济文化的发达。”

     “这个遗址的年代从商周一直延续到明代，加上之前在市中心发现的古蜀王家族墓地、摩诃池遗迹、镇水石犀、‘魏魏大汉碑’、唐宋道路和大型明代蜀王府遗迹等，表明今成都市区一带是罕见的历数千年文明叠加而未有位移的城市中心。”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相关负责人表示。

毗沙门天王坐像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相关负责人表示，福感寺大量遗存和珍贵文物的发现，为研究唐代佛教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这片区域上的文化遗存年代跨度大、内容极为丰富，相信未来必将会有更多更重要的考古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