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中国化的一条重要线索是佛教经典在中国的翻译、诠释、传播。经典并非既成、封闭、同一的文本，而始终处在生成、开放、变化的动态过程中，不断吸纳来自其他社会文化系统的内容。在此意义上，经典传译过程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见证。在浩瀚佛典中，《心经》是流传最广的经典之一，而其信仰的兴盛始于唐代。本文拟考察唐代《心经》的翻译、注疏、读写，从侧面揭示佛教中国化的特质。

一、传经译经

经典的传译是不同文明对话的过程。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初，佛典的翻译随即开展。随着佛典的话语以汉语重新表述和书写，中国社会开始了对佛教的深入了知、理解、探索。

在玄奘之前，就有旧传鸠摩罗什的《心经》译本。不过在《心经》弘传史上，玄奘无疑是最关键的人物。根据《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所述，唐武德（618-626）初年，玄奘在蜀中，以衣食布施一个衣衫褴褛、身疮臭秽的病人，于是病人向玄奘传授《心经》；数年后，玄奘西行取经，伴随《心经》的念诵走过了八百余里的莫贺延碛沙漠。玄奘由于自身的经历，特别重视传扬《心经》信仰。贞观二十三年（649），玄奘于终南山翠微宫译出《心经》。显庆元年（656），玄奘向唐高宗与武后进呈金字《心经》一卷。由于玄奘的翻译和推崇，《心经》在僧俗中开始盛行。

在8至9世纪，广本《心经》又被四次翻译。开元二十六年（738），摩竭提国三藏法月译出《普遍智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贞元六年（790），罽宾国三藏般若重译广本《心经》，千福寺智柔上表称赞“斯经乃众圣师宗，群经本母”，获唐德宗允准颁宣。另外，敦煌写本P.4882等是吐蕃高僧法成的译本，《大正藏总目录》推测译于大中十年（856）。《卍续藏经》收录了大兴善寺智慧轮译本，《大正藏总目录》推测译于咸通二年（861）。相比于玄奘所译，广本《心经》诸译增加了序分和流通分，而正宗分大体近似玄奘译本。

关于译经的步骤，《佛祖统纪》所载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天息灾述“译经仪式”正是以《心经》的翻译为例，而唐代的译经可能与此类似。其中，笔受听译主之言，将梵语直译的汉语进行笔录，如依梵语《心经》直译为“照见五蕴彼自性空见此”；之后缀文，依汉语习惯调整为“照见五蕴皆空”；接着勘定，如梵语《心经》直译为“无无明，无明”，删减冗余的“无明”；最后润文，如梵语《心经》并无“度一切苦厄”和“是故空中”之“是故”，而润文者依上下文略作添改，使语势更加连贯。可见，《心经》汉译是依据汉语习惯和思维方式对佛教话语进行重新转换， 这为《心经》在唐代的弘传提供了文本依据。

二、注经解经

经典的注疏是对思想进行理解和诠释的重要方式。注疏的书写将印度佛教思想转移至中国思想传统的语境，在交锋过程中激发了原创性理论，推动了中国佛教宗派的独特创造。

唐代《心经》注疏涉及唯识、华严、禅宗、天台等宗派。最早注疏为慧净《心经疏》，疏中提及“八识体是如来藏”，可能受到《大乘庄严经论》影响。玄奘门下也有三种注疏，分别为圆测《心经赞》、靖迈《心经疏》、窥基《心经幽赞》。华严三祖法藏于武周长安二年（702）在西京清凉寺作《心经略疏》，《宋高僧传》称其“为时所贵，天下流行”。天台明旷撰《心经疏》，署名“妙乐门人”，可能为妙乐大师荆溪湛然弟子。唐代禅宗诸师也纷纷注解《心经》，敦煌写本有智诜《心经疏》、净觉《注心经》、江南禅师智融（道融）《心经注》，南阳慧忠也有《心经注》传世，而托名达摩的《心经颂》可能出自晚唐北宗禅者之手。此外，署名“中天竺国沙门释提婆注”的《注心经》可能也是唐代著作。

《心经》注疏的义理诠释是对古印度与中国佛教思想的融会。一方面，唐代《心经》注疏对古印度佛教思想依其逻辑作进一步开展。例如，玄奘门下注疏着重论述三性、三无性、八识、四智、五位、五重唯识观等，这是对玄奘所传护法系唯识学的引申补充。另一方面，唐代《心经》注疏结合各宗派的修学进行理论创新。例如，法藏诠释“观自在”时提出“于理事无阂之境，观达自在”，此中发挥了华严宗“理事无碍”的思想。明旷疏阐释了三谛、三观、四教等天台宗的独特教义。而禅宗注疏更是依心中法门作自由诠释，指向自心之明觉。可见，注疏将古印度佛教经典转换为中国佛教宗派建构的理论依据。

三、诵经写经

经典的传播推动了佛教融入社会日常生活。除了佛教界和文化界的弘传，社会大众对于佛典的阅读、抄写、刻印也对佛典的普及推广发挥了重要作用。

《心经》是唐代佛教广泛诵读的经典之一。相比于卷帙庞大的经典，《心经》仅二百六十余字，极为凝练，便于诵读。如洞山良价禅师出家之后，所学的第一部佛典即是《心经》。唐代僧人不仅日常诵读《心经》，还教导居士精进诵持。《弘赞法华传》记载，流水寺高僧玄璧曾劝导苏州刺史、江王李元祥诵读《心经》，李元祥依其建议，每日早晨诵读。一些奉佛士人更将诵读《心经》当作毕生功课。如法藏《心经略疏》尾跋叙述荥阳郑公“始自青衿，迄于白首，持此《心经》数千万遍”。《朝野佥载》记载孟知俭自述一生诵《心经》，“虽不记数，亦三四万遍”。可见，《心经》信仰已融入唐代佛教徒的日常生活。

《心经》也是抄写、刻石的常见经典。敦煌藏经洞发现了众多唐代《心经》写卷。唐代还流行将《心经》刻于石碑经幢，如房山石经八洞770号为显庆六年（661）杨社生阖家刻经，三洞238号为总章二年（669）郎余令刻经。白居易《苏州重玄寺法华院石壁经碑文》记载，长庆二年（822）至太和三年（829），法华院石壁刻八种佛经，包括《心经》，其选择理由为“空法尘，依佛智，莫过于《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可见《心经》在唐代被视为佛典的代表。

唐代对《心经》诵读、抄写、刻石寄托了社会大众的美好生活愿望，社会大众一般将《心经》视作咒语真言，祈愿解除苦厄。如敦煌写本BD07362、S.4406等均有发愿文：“诵此经，破十恶、五逆、九十五种邪道。若欲供养十方诸佛、报十方诸佛恩，诵观自在菩萨般若百遍千遍，灭罪不虚。昼夜常诵，无愿不过。”可见，《心经》信仰顺应社会大众祈愿而呈现出生活化的发展。

四、结语

唐代《心经》信仰见证了佛教中国化的发展。译经高僧的《心经》翻译展示了梵语经典话语根据汉语习惯和思维方式进行转换的过程，为中国社会深入了解般若思想提供了最为凝练的文本。高僧和士人的《心经》注疏推动了般若思想在中国传统语境中的理解和诠释，为中国佛教宗派的理论创新提供了经典的依据。社会大众的《心经》读写促进了佛典信仰的传播普及，为佛教融入日常生活提供了便利的渠道。总之，唐代《心经》信仰体现了佛教中国化的话语转换、思想创造、生活化发展，为当代佛教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重要启发。

（作者单位为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陆杰峰，本文原载于《中国宗教》杂志2025年第1期，本文转载自“微言宗教”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