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已到恩师上智下益上人诞辰百周年的纪念日子。上人辞世至今，已跨入二十个年头。近二十年来，我从来没有觉得上人离开过，总是感受到上人在身边加持着我。每当人生面临重要的节点，或者遇到违缘，总会回忆起上人住世时，在他身边的日子。上人的容貌，上人的寡言，上人的力行，一幕幕时常浮现眼前，心里会感受到格外的温暖，常会有一种特别的力量，鼓舞我克服困难，常不懈怠，努力前行。

  记得恩师智益上人灭却尘劳辞世的那天，是农历的四月初一，阳历的5月4日，正是当时的“五一”黄金周。当天下午接到消息，正值岀行高峰，连续三天内没有回成都的机票，最后好不容易订到第二天下午飞重庆的航班，还特别麻烦内江西林寺的果聪尼师，联系重庆能仁寺的广慧尼师，派车送我连夜赶回昭觉寺。

  记得回到昭觉寺时，已是5月6日的凌晨。当我跨进涅槃堂，第一眼看见的是涅槃堂上方悬挂着一盏瓦数不高的电灯，散发出的灯光十分微弱，涅槃堂门外，疏星淡月，四周寂静，微弱的灯光也就显得格外明亮，灯光洒向躺在灵床上的上人法体，平躺着的上人，如同睡觉一样，满脸的安祥。望着眼前曾经对我嘘寒问暖、关怀备至的恩师，再也不能坐起来同我说话，不由得悲从心来，心绪不能自已，泪水夺眶而出，顿失依怙的惶恐涌上心头。

  我稍作休息和调整，请来了广福戒兄为上人剃头，沐浴更衣后，又请来寺里的演坤师，我同弟子们一同协助，将上人法体入龛，入龛毕，我同弟子们一道，将上人的灵龛升至涅槃堂的供台上，迅速整理好香案上的供品和烛台，安排好助念人员后，让其他人员轮班去休息。

  我坐在灵龛前，面对上人助念。在念佛声中，我久久地凝视着上人的慈容，那盏悬着的电灯离上人的灵龛更近，我的泪水不由自主的随着脸颊流淌，泪眼模糊中，我仿佛看见，上人的慈容依然就像是一盏黑夜中的明灯，越发的光亮。

  回想起来，至今二十个年头过去了，那一年，那一天，那一夜，刻骨铭心的惊恐和不安，深深地留在了记忆中。

  上人生于1919年农历闰七月初三，大英县古柏乡七里桥刘氏子，名汉毓，父福真，母雷氏，兄妹八人，上人行二。上人的大妹刘志英，适重庆制药三厂胡氏，退休后到成都昭觉寺护法，并住寺学佛；上人的四弟刘志华，1986年礼清定上师出家，法名智有。

  1927年至1932年，上人先后在原籍读私塾两年、小学三年。1932年至1942年，先后在原籍放牛、务农、学木工。1942年至1943年，为躲壮丁，在本县古井寺务工。

  1943年，上人在大英县隆盛镇长潭寺，礼上清下芬师爷披剃出家。1946年冬，赴成都文殊院受具未果，至蒲江净因寺等地参学，在蒲江结识净天师父。1947年冬，在净天师父的帮助下，赴成都文殊院依圆照和尚座下受具，并住堂学习一年。

  1948年冬，上人受师爷嘱托，回长潭寺务农。1949年，在长潭寺迎来新中国成立。土改之初，在长潭寺分得田地，划定成分为贫农，继续从事农业生产，至1957年。

  1957年，上人同师叔清恢师赴成都大慈寺常住，先后在大慈寺售茶、种菜、任采购等职。1959年，调至成都市宗教处新成立的农药厂劳动。1960年，由农药厂调至昭觉寺，从事淀粉生产。昭觉寺在土地改革后，除划为地主阶级的班首执事外，寺院中共有54名僧人分得水田42亩、菜园地34亩，全寺僧人除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开设了淀粉加工厂，上人就是被分配在淀粉加工组从事劳作。1971年，昭觉寺被改为成都市北郊公园。

  1974年，成都动物园从百花潭迁入昭觉寺，昭觉寺全体僧人划入动物园，被吸收为动物园职工，上人被分配在动物园经营的餐厅作工。

  1979年起，由昭觉寺退院定慧和尚发起，上人与任职动物园职工的原昭觉寺僧人，参与上书省市佛协、省市有关部门、省市领导，呼吁恢复昭觉寺。寺院原大雄宝殿、禅堂等建筑在文革期间早被拆除，各殿堂的佛像全被捣毁，全寺的经书法器荡然无存。原大雄宝殿和禅堂的废址上，凿成了饲养天鹅的人工湖，五观堂被改为了湖滨餐厅，圆觉殿被改为了大象馆，藏经楼、御书楼、观音阁等残存建筑被用作办公室或职工宿舍，在原寺院的林盘里，建起了熊山、猴山、熊猫馆、金鱼廊等建筑。此时的昭觉寺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已是满目疮痍。

  1981年，上人受命任昭觉寺监院，担任五人小组负责人。先后与果蓥师、常济师、清证师等寺僧共同筹划，抢占回普同塔、藏经楼、观音阁等建筑，已经是动物园集体职工的僧人们，大都进入老年，其中三十几位僧人穿上僧服，恢复法名，并在普同塔恢复宗教活动，坚持早晚功课，后相继迁入观音阁、藏经楼。1983年，上人与广云师等几位寺僧以昭觉寺全体僧众的名义，写信给清定上师，礼请他重返祖庭住持法席。1984年，委派澄裕师专程赴浙江天台山高明讲寺，面见清定上师，向清定上师汇报了昭觉寺的现状。1985年，在初步征得清定上师同意后，与寺僧联名迎请清定上师回昭觉寺驻锡。是年秋，清定上师由龙泉驿石经寺正式回到昭觉寺。1987年，推举清定上师荣任昭觉寺方丈。1988年，卸任昭觉寺监院，担任首座兼都监。

  1982年起，上人历任成都市佛教协会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届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1981年起，历任四川省佛教协会第三、第四届代表会议代表；1994年，任首届蓬溪县佛教协会副会长。

  1989年起，上人历任四川尼众佛学院二部僧传戒、四川省佛教协会第五次、八次传戒法会尊证阿闍黎。

八十年代后期，上人先后担任成都市金牛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上人晚年，卸任寺务，放下万缘；闭门静修，安心净土；信愿念佛，回向极乐。

2000年5月4日辞世，世寿81岁，戒腊53夏。

上人座下先后剃度弟子有：宗显（1984年剃度,1985年在宝光寺受戒）、宗观（1988年剃度，1991年在昭觉寺受戒）、宗学（1989年剃度，1992年在西安草堂寺受戒）、宗静（1989年剃度，1992年在西安草堂寺受戒）、宗性（1990年剃度，1991年在昭觉寺受戒）、宗定（1994年剃度，1995年在宝光寺受戒）、宗道（1999年剃度，2001年在梁平双桂堂受戒）。另有成都、遂宁、蓬溪（大英）等地皈依弟子千余人。

礼上人座下剃度出家

1990年9月，我准备于遂宁灵泉寺发心出家，因家人反对未果。后在道友崇兴师、普正师的引荐下，至大英县隆盛镇长潭寺，准备另找机会出家。长潭寺是有悠久历史的古刹，最早建于唐代开元、大历年间，代有兴废，明正德年间有过大规模的重建。清代末期，海明老和尚从九峰山海会堂移锡长潭寺。

我刚到长潭寺的时候，还没有一座正规的殿堂，只有临时借用原村委会办公室布置的简易佛堂，另有几间工棚性质的住房，宗学师兄住寺负责，张坤先、郑守珍、廖清辉等几位居士住在寺里护法。当时退休工人杨成多担任会计，杨国芝（时任村幼儿园教师，后任村支部书记）担任出纳，徐庸芝、罗久香、苏远珍、王琼华、陈荣秀、何泰珍、李惠君、徐琼芳、漆明凤、邓益秀、漆明淑等信士也纷纷从不同角度支持寺庙建设。由于长潭寺重建工作是白手起家，经济状况非常拮据，隆盛镇上的白辉顺、李素华、吴应春、刘文淑等人常来寺里手工制作蜡烛；廖清辉、唐立英、白礼群、唐德广等人逢初一、十五会期，常来寺里加工凉粉，销售后的利润悉数用于寺庙开支。

期间遇上人的大妹刘志英居士来长潭寺办事，事毕回成都时，带我一道赴昭觉寺拜谒上人。那时交通不是十分便利，一大早从隆盛坐长途汽车，途经乐至、简阳、龙泉驿，大约需花六小时左右，才能到达成都。

记得到昭觉寺时，已经是下午，当天是大晴天，太阳较好，上人正在寮房傍的洗衣槽内洗衣服。刘志英居士向他介绍了我的情况，并说明是来投他座下出家的。上人问我为什么要出家，我那时候几乎没有任何佛法的基础知识，再加上初次拜见，既胆怯，又紧张，回答了什么内容，已经毫无印象。上人应该看出了我的拘谨，简单的说了几句鼓励的话，带着我去客堂拜见知客师父，知客师父做了登记，安排我住在客堂旁边的发心寮，记得当时发心寮里住有大约二十余位新发心出家的人员。

上人是寺里的尊宿，凭他在寺里的地位，差使人员为自己洗衣倒水，应该是最平常不过的事。初次拜见上人，眼见上人亲手搓洗衣服，朴实惜福的生活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就是上人满脸的严肃，让我内心多少有几分畏惧。

大约十天后，上人叫我到佛堂前，吩咐我说，长潭寺重建刚要起步，正是缺人手的时候，并告诫我，初发心出家，要多培福，让我还是继续到长潭寺协助恢复重建工作，并为我落发，取法名宗性，号化空，正式归投上人座下出家。之后，遵上人嘱咐，返回长潭寺协助宗学师兄襄理寺务。

上人的无言之教

上人读学不多，文化不高，平常对弟子的引导，没有讲教说理的方法，更多是在日常生活中，注重细行，行大于言。上人在与人相处时，几乎是不苟言笑，神情严肃，往往给人不易接近的印象。但我自己在追随上人身边时，也许是时间长了的缘故，觉得上人虽然严肃，但内心深处也有温和慈悲的情怀，上人在我的心中，完全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慈父般的形象。

1991年2月，上人应隆盛信众的恳请，来长潭寺主持观音殿上梁法会，前后在长潭寺住了约二十天。期间，我随侍上人去了蓬莱镇五凤寺、通仙乡高观寺，去看望负责五凤寺的智明师叔和负责高观寺的宗静师兄。上人在五凤寺住了三天，还顺道去了古柏乡七里桥，那是上人的出生、成长之地，是上人的血缘之根。上人一路上给我讲了他家里的情况，是如何出家的，上人说他是天生出家的命。上人之所以有返乡之行，是特别去祭扫父母及兄长的坟墓。随侍上人的行程中，上人同大家一道挤客运汽车，上五凤寺、高观寺的山路是崎岖难行的，但上人总是不顾年高，不坐信众安排的滑杆，坚持步行登山，衣物自己携带。短暂的几天相处，上人在细行中体现出的体谅和力行，低调行事，不讲排场，是对我出家生涯的启蒙教育。

1991年4月，长潭寺观音殿修建完成，由于还没有获得批准开放，又有别有用心的人捣乱，长潭寺的重建工作被迫停止。我受当地信众的委托，到昭觉寺向上人汇报了这一情况，上人听了后决定，既然长潭寺重建因缘还欠缺，就暫时停下来，并让我不用回长潭寺，留在昭觉寺学习梵呗礼仪。

到昭觉寺长住后，得以朝夕近距离地亲近上人。上人的日常生活简单而有规律。当时他已经卸任监院之职，不负责具体的寺务，由于年龄、视力的原因，早课已不随众，但大众早课时，上人也是同时起床，在自己寮房内禅凳上趺坐，自己做功课。上人一直是坚持随众参加晚课的。此外，上人早上、中午也随众过堂用斋。早斋过堂回寮后，上人会有简单的洗漱，然后亲自提上暖水瓶去锅炉房灌开水，回来后沏上一杯花茶，供一天饮用。上人每天有自己的定课。上人晩年一直栖心净土，专修念佛法门，上午主修持名念佛，日课万声。中午午休后，下午一般会念诵大乘经典，我知道上人常诵的有《涅槃经》《华严经》《法华经》等大部头经典。在随侍上人身边的日子里，上人每天一丝不苟地坚持自己的定课，在上人身上，真切地感受到他对三宝信念的坚守，潜移默化中，对我影响至深。

上人一生生活简单，衣着朴素，不尚奢华。记得一次宗观师兄给我买了一双白色的球鞋，上人看见后，对我说：这双白鞋很好看，放在我这看看，过两天来拿。几天后，我去上人寮房时，上人告诉我：你的那双鞋可以拿回去了。我上前一看，白色的球鞋上刷了一层厚厚的棕色土漆，顿时觉得哭笑不得。但上人却说：刷上好，不怕脏，不怕水，耐用。还有一次，一位信众供养了我一件白色的汗衫，上人看见后，让我脱下来交给他洗。几天后，上人递给我一件灰色衬衫，我告诉上人：我的衬衫不是白色的吗？上人说：白的怕脏，染了一下，以后好洗。有了这两次经历后，我才明白过来，上人是觉得白色的球鞋和白色的衬衫不适合出家人穿，穿上后也太醒目，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启发我，要养成衣着朴素的出家人生活习惯，上人虽然没有厉声斥责，但对我的教育却是深刻的，我至今也不敢忘怀上人的教导。

上人支持我求学

我出家之初，就一直有想要去佛学院求学的愿望。1991年4月，我刚从长潭寺到昭觉寺时，上人就有送我去宝光僧伽学校插班学习的想法，并托请大文师父代为联系，学校回复说还有一年就毕业了，不便于安排。于是上人又准备送我去文殊院僧伽培训班学习，当时也因为其他原因，没能如愿。

也就是在这一阶段，上人与昭觉寺维那大济师父等发起举办梵呗学习班，将全寺青年比丘、已剃度的沙弥、初发心的行者等七十余人集中起来，学习早晚功课、基本唱诵、法器、礼仪等内容，前后约八个月。由于上佛学院的愿望没能实现，上人也安排我进入梵呗学习班学习，大济师父主要担纲教授，净天师父、大昌师父也经常到课堂辅助。这期间，集中学习了包括四大祝延、八大香赞在内的《简明常用赞本》所载梵呗的全部内容，以后还陆续学习了焰口、斋天、拜忏等佛事活动中所用到的唱诵。当时的方法是白天集中学习，晚上分组练习，寮房门口贴上“此处演习梵音，请诸鬼神回避”的字条，上人时常会在晚上练习时查寮，指导我学习，有好几首香赞就是在上人的反复提示和纠正下，才得以领会要领而熟练掌握。记得有一次晚上练习时，我们几位同寮房的沙弥贪玩，不在寮房练习，上人查寮时，发现我们不在寮房后，打着手电筒，拄着手杖，全寺院上下满处叫我，到第二天，全寺院都知道我晚上没在寮房认真学习，从此以后，再也不敢贪玩放松梵呗练习。当时内心是觉得十分憋屈的，但现在回想起来，要是没有上人的严格督促，唱诵梵呗一门，我恐怕不会打下全面扎实的基础，内心的感恩终身相随。

先是1992年初，我向上人提出想去佛学院求学的想法，上人鼓励我去设在罗汉寺内的重庆佛学院学习。并对我说，竺霞法师、惟贤法师是汉藏教理院毕业的高材生，是太虚大师的学生，学问非常好，惟贤法师是唯识专家，那里的师资力量雄厚。上人安排宗观师兄帮我买好火车票，过完元宵节，我就按上人的嘱咐，去重庆佛学院学习，开启了我出家生涯的求学之旅，没有上人的支持，恐怕是难以成行的。

1992年初，中国佛教协会年在上海召开了全国汉传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赵朴老就是在这次座谈会上，向全国佛教界发出了呼吁，“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佛教界最主要的工作，第一任务是培养人才，第二任务是培养人才，第三任务还是培养人才。”正是这次会议后，催生了全国各地兴办佛教教育的热情。是年3月，四川省佛教协会讯速贯彻落实座谈会精神，决定在宝光僧伽学校的基础上，成立四川省佛学院，任命遍能和尚担任首任院长。是年6月，因罗汉寺闹风波，影响到学生的正常学习，我写信给上人，准备退学回成都，报考新成立的四川省佛学院。上人同意了我的想法，我很快就离开了重庆佛学院，回到昭觉寺。

回到昭觉寺后，我一边准备报考四川佛学院的同时，又发起礼请维那大济师父举办了为期三个月的梵呗训练班，学习内容既有对从前学过的香赞进行温习，也有拓展至应酬经忏的小调。有一天，上人对我说：你的梵呗唱念已经有基础了，应该请净天师父为你把焰口的座传了。我当时觉得自己太年轻，太早学会放焰口上座不太适合，因为民间有一种说法，“长命的金刚，短命的焰口” ，因此内心里是极不情愿的。上人又去找维那师父给我做工作，并且告诉我：你现在还没去读书，还好教你，你以后要是去读了佛学院，毕业后就是法师了，就没人好意思再教你了。后来，在上人的再三催促下，并带着我去向净天师父请法，净天师父慈悲允诺，手把手教会了我放焰口登座时金刚上师所应结的密印和观想。现在回想起来，真是要感恩上人、净天师父、大济师父的慈悲成就，不然我恐怕一辈子也没有机会学习这一堂佛事了。

在上人的支持下，由昭觉寺推荐报考了四川省佛学院，后获录取，并于9月入学，开始了岀家后系统学习佛法经典的生涯。在宝光寺学习之初，由于不慎中暑，生了一场重病，上人知道后，派寺里的性普师到宝光寺来探望。可能是性普师回去没有向上人说明清楚病情，引起上人的担心，后来他独自一人坐公共汽车，亲自到佛学院给我送来药品和医疗费用，并嘱咐我注意身体，无论什么情况下坚持学习的信心不能动摇，有任何困难有他作后盾。现在回想起来，内心里仍觉得温暖犹在。

1994年夏，我在四川省佛学院学习兴趣正浓，上人突然要我报考中国佛学院，先师唐仲容先生强烈反对，我自己虽有不舍，但还是遵丛上人的安排，从四川佛学院退学，报考了中国佛学院。

当时报考的经过还颇费周折，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是上人亲自出面攻克。后来我也没有辜负上人的厚望，顺利考入中国佛学院，于是年9月入学。在中国佛学院学习的几年，上人给了我极大的支持，每月的生活补助，平常购买书籍的费用，都是上人省吃俭用，从自己微薄的单金中节省下来，给予始终如一的支持，消除我全心投入学习的后顾之忧，增添我坚持学习的信心。

在我的学习经历中，有一段至今令我没能悟透的因缘。1998年7月，我在中国佛学院本科班学习毕业前，曾写信回昭觉寺常住，汇报学习情况，一直没有得到常住的明示，后来学院领导传印长老、姚长寿副院长商议后，决定留录我继续读研究生班。能有机会再深入学，也是自己的志向，于是也就选择了留校继续学习。当我8月初回到常住向上人汇报时，上人听了是明确表示反对的。上人当时说，已经外出学习几年了，应该回到常住服务，还说担心以后被留在北京，不会回成都来了。但我自己表达了还想继续学习的意愿后，上人没有再坚持让我回常住服务，但说了一句至今让我没能明白的话。上人说：宗性，我告诉你，你以后走到哪儿都逃不掉领众的命。我的老家有风俗，就是长辈对晚辈说一些吉利祝福的话，叫做“讨封赠”。上人当时说这句话，我自己并没有在意，但后来上人一语成谶，让我至今没能领会个中原因，只能视作上人对我日后要努力为佛教做事的期许和鼓励。用文殊院寂真师父的话说，上人是在文殊院受的戒，没有回戒常住报恩，我来文殊院任职，也算是替上人到文殊院报恩。前辈的话，我铭记在心，一直以来，也是秉持通过在文殊院服务这一平台，报答佛门深恩。

上人处事的善巧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昭觉寺刚落实宗教政策，百废待兴，上人受命担任监院，全面负责昭觉寺寺务。一次接待工作中，来宾需在昭觉寺用午餐，也安排了寺里其他的执事作陪。快要用餐时，上人临时有事要处理，到餐厅晚了一小会儿，上人到餐厅的时候，陪客的执事已经坐在了主位，于是上人就选择坐在了末座，陪客人一块儿用餐。厨房的典座师看见后，对上人说：上把位应该当家师坐，上人幽默地回答说：我坐在哪儿，哪儿就是上把位，也还是当家师。上人一句巧妙的回答，既避免了场面的尴尬，也没有引起不必要的烦恼。这件事是我出家后，当时的典座师父告诉我的，大意是要告诉我，应该学习上人的随和与善巧。

现在昭觉寺山门内东侧的素餐厅、茶园一带，在落实政策初期是一片空地，东侧的空地与西侧并不对称，东侧比西侧空旷许多，西侧比较狭小，现在西侧流通处等建筑是2013年以后，才征用土地新建的。大约在1985年秋的某一天，动物园负责人与上人交涉，提出希望昭觉寺将山门内东侧的土地让出一部分，冠冕堂皇的说法是为了保持东西两侧对称，其实是为了修建一条汽车通道，为动物园进出方便使用。上人没有直接回绝动物园方面的要求，担心园方找政府部门施压。就在上人一筹莫展的时候，寺内老僧人本智法师圆寂，上人急中生智，与有关人员商量出对策，立即安排长期从事建筑施工的澄裕师（与上人同戒），在东侧的空地上连夜砌起了一座化身窑，本智法师就是用这座化身窑荼毘的。当动物园负责人再次来交涉时，上人告诉他们，东侧的空地已经不空了，那座建起的化身窑是宗教设施，属于宗教政策保护范围，不能拆除。动物园负责人去实地查看后，也就放弃了修建通道的想法。就这样上人用巧妙的办法，既避免了与动物园造成正面冲突，又保留住了东侧的这一片空地。2000年后，昭觉寺常住在这片空地上修建起了现有的素餐厅、茶园、居士住宿部，作为后勤自养服务设施。

记得还有一次，一位轻年僧人与寺里的班首师父发生了争执，从道理上说，轻年僧人占理，班首师父理亏。那时候上人已经卸任监院之职，但由于那位轻年僧人在俗时，与上人有远亲关系，那位班首师父提出请上人去“断案”。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给上人出了一道难题，如果向着轻年僧人，就意味着上人有私心，如果向着班首师父，难以让轻年僧人心服口服。上人到现场后，正当围观的人等着看热闹的时候，上人走上去就给了轻年僧人一记耳光，并狠狠地说了一句，“他即使有任何不对，他也是老和尚”，然后转身就离开了。一时间，那位班首师父被愣住了，那位轻年僧人也不好再辨驳了。打了轻年僧人一记耳光，为班首师父挽回了理亏的颜面，其实也等于打了班首师父一记耳光。一句“他即使不对，也是老和尚”的训词，既给了轻年僧人占理的台阶下，也间接训诫了轻年僧人应该尊重老人，不应该只钻占理的牛角尖，闹出不愉快来。在这件事的处理中，上人用了看似简单的方法，但却成功化解了陷入两难的困境。

1991年秋天，当时昭觉寺的一位知客师父由于处事专断，开罪了不少班首执事和常住清众，后期还与清定上师之间产生了不少误会。在一批班首执事的鼓动下，清定上师决定迁那位知客师父的单。事前，有班首师父私下四处窜联，也试探过上人的态度，想获得上人的支持，但上人当时明确表示不参与，并及时向市佛协和主管部门汇报了这一情况。虽然市佛协和主管部门也强力介入了，由于当时人事的复杂性，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那位知客师父最终还是被迁单了。正因为这件事，对清定上师后来的很多工作，造成了被动的局面，也导致昭觉寺执事队伍稳定和管理水平严重受损。这件事后，上人出于对昭觉寺全局工作稳定的角度，曾对我说，其实不用直接迁那位知客师父的单，那位知客师父是闲不住的人，等到重新请职的时候，将他换一下岗位，调整至“闲位置”，他闲不住的时候，自己会主动离开，不会因直接处理而闹的各方僵持。

以上几桩小事，有的是我事后听说的，有的是我亲自经历过的，事情虽然不大，但在处理过程中，上人却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让人感受到上人内在有一种从容的善巧。

上人一生甘于淡泊

在亲近上人的十年中，总能感受到他的身上，有一种怡然自得的淡雅，他不仅生活简单朴素，而且对于名闻利养，也表现出很自然的淡泊。

上人在担任昭觉寺恢复初期负责人期间，工作环境和基础是十分艰难的。一方面寺内部分僧人有冒进的情绪，期盼昭觉寺的宗教政策能尽早落实；另一方面主管部门有从党和政府角度如何稳步推进的考虑，希望按步骤逐步解决。上人作为负责人，既要将寺内僧人的意见转化为主管部门能接受的方式去表达，又要将主管部门的意图转化为僧人能理解的语言来统一思想。上人常常会因为在上下沟通和协调不畅的关键问题上，绞尽脑汁想出办法来尽量形成共识，达到效果。尽管如此，上人仍然带领僧众先后整修观音阁、普同塔、地藏殿、五观堂等建筑，恢复宗教生活，与寺僧一道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在赵朴老的支持关心下，划定昭觉寺与动物园的界址，奠定了昭觉寺重光的基础。在此期间，昭觉寺住持一职空缺，寺内曾有礼请海灯法师担任住持的方案，但海灯法师坚持不就。后来宗教部门也有由上人担任的考虑，上人态度更加明确，认为自己学问道德不能胜任，并向宗教部门力荐迎请清定上师回寺担任住持。清定上师住锡昭觉寺后，上人将自己保管的一串朝珠、一只钵、一架木床亲自交给了清定上师。这些物品，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上人担任昭觉寺负责人，青龙场一位居士从自己家里取出，送还给昭觉寺的。朝珠是一串黄色蜜蜡的，钵是一只米汤玉的，是昭觉寺历任住持传下来的法物，木床也是历任住持用过的遗物，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捣毁寺院时被流入社会的，都非常珍贵，也有历史价值，一直由上人代为保管。然而，上人并没有因为这些物品珍贵，据为己有。上人对名利淡然的品格，至今令我敬仰。

上人在担任昭觉寺监院期间，在清定上师的领导下，先后整修藏经楼、大师殿、先觉堂、天王殿、山门殿、八角亭等建筑，一时间昭觉寺各项寺务蒸蒸日上。1988年，上人主动卸任监院一职，他曾告诉我，一方面是因为年龄已近古稀，另一方面是考虑自己文化程度不高，难以跟上新的工作节奏，应该让有能力又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承担重任。上人在担任首座兼都监期间，辅佐清定上师，支持青年执事工作，重建大雄宝殿、客堂、圆通殿、禅堂、钟鼓楼等建筑。到后期，昭觉寺重建任务基本完成，上人又主动提出辞去寺庙管理委员会成员的职务，并建议大力培养和使用青年僧人，担起寺院管理重任，在上人的积极推动下，一批年轻僧人逐渐走上工作岗位。上人在昭觉寺担任班首执事的近二十年中，在主要岗位时，竭尽全力维持道场，退居二线时，尽心辅佐青年执事，不擅权，不谋位，始终体现出以常住利益至上的衲子本色。上人坦然对待得失的胸襟，至今令我仰止。

上人生前曾对我说，昭觉寺能够恢复重建，落实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是根本保障，在清定上师的道德感召之外，还有佛教界的两位大德在昭觉寺落实政策的过程中，功德是不能忘记的。一位是当时担任四川省佛教协会会长的隆莲法师，生前曾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政协常委，先后通过各种渠道向党政部门和有关领导呼吁落实昭觉寺的宗教政策，积极向中国佛教协会和赵朴老反映情况，并于1981年向四川省政协提出《关于划定范围，保护昭觉寺古建筑》的提案，引起了相关部门和领导的重视，为推动昭觉寺恢复宗教活动场所起到了积极作用。另一位就是当时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老，1983年4月，赵朴老在省市有关部门领导的陪同下视察了昭觉寺，在赵朴老来昭觉寺视察之前，昭觉寺已被国务院确定公布为全国汉传佛教重点寺院，赵朴老与相关部门就贯彻落实国务院确定重点寺院决定的方案交换了意见，进一步推动了昭觉寺恢复开放的步伐。也就是这次赵朴老视察昭觉寺时，上人特别向赵朴老汇报了圆悟祖师墓的情况，并陪同赵朴老到实地查看，要求保护在动物园内的圆悟祖师墓，赵朴老回京后，不久汇来了专款，指示上人用于圆悟祖师墓的保护，不能改做他用。1983年11月，赵朴老再次亲临昭觉寺视察，在省市有关部门领导的陪同下，具体研究了昭觉寺与动物园“两者并存，划界筑墙、谁也不挤着谁，相得益彰”的实施方案，最终推动了昭觉寺宗教政策基本落实。上人面对功劳却不居功的超然修养，至今令我感佩。

上人生前还强调，自己的生日不值得庆贺，因为那是母难之期，“儿奔生，娘奔死”，应该记取母亲的深恩。上人每到自己生日那天，总会去客堂登记设斋，供佛及僧，他自己也会在寮房诵经一天，诵经前，亲自去青龙场集市，买一些新鲜的水果和米、面、油，送到寺院盂兰盆法会的坛场里，供奉在盂兰盆中，祈求仰仗三宝的力量，回向现世及多生累劫的父母脱离苦海，得生善趣。1993年夏天，我当时还在四川省佛学院上学，放暑假回到寺里。上人生日那天，我自作主张，准备晚上叫上几位师兄弟一起聚餐，为上人庆贺生日，也请了净天师父和刘志英居士，提前并没有告诉上人。晚饭前，净天师父给上人送了一份礼物，说是为上人祝寿。上人听了后，也不好发火，因为净天师父是他近五十年的道友，有三代人的情谊。由于净天师父送礼物的举动，暴露了我们晚上会为上人庆贺生日的计划，上人就不声不响的出门走了。到了开饭的时候，我们四处寻找，也没有找到上人的踪影，大家都急坏了。当时，我也吓坏了，不仅晚饭没吃成，一个通宵未眠，不知道上人会躲到哪里去。第二天上午，上人从外面回来。我问上人：昨晚到哪里去了。上人笑着回答说：我去文殊院挂单了，正赶上竺霞法师在讲《盂兰盆经》，我还听了一座经。我说：您怎么也不给我们说一声呢，害得我们担惊受怕得到处找。上人笑了笑说：谁让你们多事儿，算是对你们的惩罚，我早就说过，从来不庆贺生日，你们这是要破坏我的规矩。我本来心里还觉得委屈，但听了上人的这番话，内心也就开朗了，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张罗为上人庆贺生日了。上人不贪图个人享受的卓然品行，至今令我景仰。

上人倾心长潭重建

长潭寺是上人岀家落发之地，“大跃进”时期被完全拆除，所有的建筑材料全部搬去修了隆盛粮站，在原址上修建了长滩村小学、长滩村村委会办公室、村幼儿园等建筑。

大概在1988年前后，隆盛镇几位信众到蓬莱镇五凤寺智明师叔处求受皈依，从智明师叔口中，得知上人仍然健在，居住在昭觉寺。

1989年，张坤先、王宗芬等居士去峨眉朝山，返回时专程到昭觉寺拜望了上人，并向上人汇报了想要恢复长潭寺的想法。当 时村委会办公室已改作仓库，因当地一位民间信仰的老太婆余定清称，梦到拆除长潭寺时遗弃在水沟中的一尊菩萨托梦给她，菩萨说他在受苦受难，希望信众们支持重建寺院，将他搬回寺里供奉。乡亲们根据余定清说的地形，真在水沟里挖出一尊石刻的菩萨像，一时间被传为灵异，信众纷纷提出要将菩萨像抬进已作仓库的村委会办公室，恢复长潭寺的呼声也不断高涨。令大家神奇的是，那段时间正逢干旱，久不下雨，当地信众在石刻菩萨像前求雨成功，感动了村干部熊祚海，允许将挖出的菩萨像抬进去供奉。后来，当地信众还在仓库中陆续塑了一些各类神像，大大小小有二十多尊。张坤先等人去拜望上人时，也将上述情况向上人作了叙述。上人听了这些情况，看见信众们虔诚的目光，也唤起了他四十年前的记忆，毕竟那是自己出家的道场，有特殊的亲切和缘份，于是答应抽时间回去看看，再从长计议。

1989年，上人俗世的族侄刘荣华，系小学高级教师，投上人座下出家，上人为他取法名宗学。1990年初，上人委派宗学师兄到实地考察后，与当地信众一道，同村委会达成协调意见，用每亩8000元人民币转让土地的方式，购买四亩土地作为恢复寺院的基础用地，所需资金共32000元，在当时算一笔不小的数字。上人后来去向清定上师说明，长潭寺也是上师的剃度师澄一法师岀家寺院，也算是他的祖庙，请求他的支持。果然，清定上师慷慨捐岀32000元，解决了土地购买资金。

有了建寺的土地，还需要一笔不小的建设资金，才能具体实施。1990年10月，清定上师又捐资30000余元，上人也将自己的单金全部捐岀，从成都购买了一批木材运回，正式启动了长潭寺重建工作。我也就是这一时期结缘长潭寺的。

在长潭寺初期恢复中，当地信众热情极高，纷纷出钱岀力，捐物捐资，至1991年3月，耗资十余万元，建成了现在的观音殿，是当时周围乡村小庙中，最雄伟庄严的殿宇。后来由于未能取得合法登记开放为宗教场所的资质，重建工作一度停滞。

自此之后，上人念念不忘长潭寺的恢复重建，还曾派宗显师兄到遂宁市佛教协会寻求支持，找当时的蓬溪县宗教科沟通，但都没有明显进展。尽管如此，上人想要恢复长潭寺的决心不曾动摇，经常会抽时间回长潭寺短期居住，并嘱咐我们，谁也不能忘了长潭寺。

到1993年冬，智全师叔退休后重新回到僧团，他本是长潭寺子孫，早年礼长潭寺清修师爷出家，1945年在昭觉寺受戒，并就读昭觉佛学院，寺院拆除时返乡，后在隆盛食品站工作。上人安排他到文殊院复戒后，回长潭寺负责推动重建工作。1994年春，在当地信众的支持下，又建起了药师殿。由于开放手续迟迟不能获批，智全师叔移居遂宁广德寺，担任重要执事，同时仍关注长潭寺重建。2001年秋，在有关老干部胡培根、漆明利等的推动下，长潭寺正式获得大英县政府宗教部门批准，开放为佛教活动场所。此时，已距上人辞世一年零六个月。虽然上人没有亲眼看见这一天，但在大家的共同努力和持续推动下，终于实现了上人的夙愿。

2003年秋，我就任文殊院住持，但一直不敢忘却上人生前的嘱咐，继续推动长潭寺重建。早在1999年秋天，政府拨付专项资金，长潭寺也拿出部分资金，将村小学搬迁至寺院对面新建后，寺院建设的土地问题基本解决。2003年冬，智全师叔来文殊院找我商议，准备推动大雄宝殿重建。2004年初，经文殊院班首执事同意，捐助十万元用于大雄宝殿重建启动资金，并开始建设。至2005年初，基本完成大雄宝殿、天王殿的建设，并于2007年举行了隆重的开光法会和庆典。时任四川省宗教局王增建局长、遂宁市宗教局唐乐英局长、大英县统战部康蓬桥部长等领导出席了庆典，清德老和尚、演法和尚、大恩和尚、智海和尚、意寂和尚、素慧和尚等高僧大德参加了开光法会。

2010年至2018年，在杜小全、刘伟、赖新、毛勇、姚青锋等信徒的支持下，在庆祥、庆照、陈龙等人的联络统筹下，耗资千余万元，又修建了藏经楼、怀益堂、思明苑等建筑，长潭寺的重建基本形成规模，终于完成了上人复兴长潭的遗愿。

上人要我“自立”

1999年冬，我还在中国佛学院研究生班学习，一天下午，忽然接到通知，上人在寺院经行时，不小心摔了一跤，已入市二医院接受治疗，需要我赶回商量治疗方案。

我立即向学院履行了请假手续，赶回成都时，已是第二天下午。我直奔医院，在住院部脑外科的病房中，看到上人平躺在病床上，演定师兄、庆慈（王）守护在侧。我向往常一样，先向上人顶礼，然后趋身向前，上人见到，平静地说：你回来啦！会不会影响学习？我回答说：学校已经快放假了，不碍事的。上人说：我已经过了80岁了，家族里过80的人不多，很满足了，也差不多了。我一边默默的倾听，一边在心里惦念，上人一定不会有危险，一定会过这一关的。看着上人与平常状态差不多，心里还特别宽心。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因为当时太缺乏病理常识，对上人的病情认识不够准确。

我在病床前陪护了一会儿，演定师兄带我去见主治医生肖医师，我向肖医师了解师父的病情，肖医师首先告诉我，上人的病情不乐观，处于危险状态，摔跤是高血压高引起的眩晕，摔倒时由于是头部着地，对脑部有损伤，胪内有出血，瘀血对脑神经有挤压，导致大脑功能部分失调。听完病情介绍后，医师提出了两套治疗方案，一是作开胪手术，但上人年龄偏大，手术风险很大；二是保守治疗，靠药物和自身生理功能康复。我听了医师的建议，考虑到上人已是高龄，没有必要冒风险，决定采用保守治疗的方案。

当天晚上，我让已经陪护了一天的演定师兄、庆慈回寺里休息，我自己在病房里守护。半夜里，输液结束后，我搀扶上人去上了一趟洗手间，回到病床上，休息了几分钟，上人对我说：以后也不用管你们了，你们要自己管自己，人要学会自立。我当时回答说：我们还年轻，还得依靠师父多加持。之后，上人默然不语，但我的内心却多了一份不安。

在上人住院期间，我和庆慈、庆祥等人员白天晚上轮流值守。由于大脑受血块压迫，脑功能部分受损，上人时不时的会有烦燥情绪，有时候连我同他交流，也会出现障碍。这可能是他长期在庙里生活，不适应医院的环境有关。这也是他以前对我谈起过的，并交代病重时不住院、不抢救，再加上他平常每天有念佛的定课，住院后，生活环境和修持定课全打乱了。后来，每当上人情绪不稳定，或者嚷着要出院，我就将他平常做功课时念佛用的手串，递到他手上，他的手指一触碰到念珠，就立刻开始念佛，情绪也就会马上平静下来。

上人在医院住了二十多天，春节前出院回到了寺院。因为我自己还有学业没完成，是继续上学，还是留下来照顾上人，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后来经过内心煎熬的思索，觉得完成学业是上人一直支持的，于是将我的祖母从遂宁广德寺叫来成都昭觉寺照料上人。那段时间，祖母已住在广德寺学佛。之所以让祖母来照料上人，一方面是祖母几年前曾照料过上人一段时间，熟悉上人的生活习惯，我自己也比较放心，另一方面是确实一时半会儿难以物色到合适的人选。此时，昭觉寺常住也安排了一位轻年僧人常海师，协助祖母照料上人。春节后，安顿好上人的日常照料事宜，我又回到学院继续学习。

两个半月后，农历四月初一，上人走完了他此生最后的旅程。当天中午，上人还像平常一样，用过午斋午休了一会儿。大约三点左右，上人坐在沙发上，吩咐祖母去锅炉房打开水，祖母便提上暖瓶去了锅炉房，从上人住的寮房到锅炉房，也就不到两百米的距离，可当祖母打开水回来时，上人坐在沙发上已经辞世往生了。祖母立即让演定师兄打电话通知了我。

上人辞世期间，法体安奉在涅槃堂，昭觉寺常住给予了大力帮助，我与众师兄弟和居士轮流为上人助念，昭觉寺常住安排了大众师父早晚“转咒”回向佛事，上人生前道友、文殊院常住、成都市佛协分别派员前往吊唁。

上人辞世后，我经常会想起他在病床上嘱咐我的那句话：人要学会自立。但我当时真没有意识到，这是上人在为我做最后的交代，根本没意识到上人会很快离开我们。现在回想起来，这分明是上人在用生命最后的力量，为我勉励，给我指明方向。

我的终身遗憾

我深深的知道，上人的晚年时光，绝大部分精力都倾注在了对我的关怀和培养上。平常除了生活上的关心外，还一直关心我的成长。在昭觉寺长住时，还没有出来上佛学院，有时请假外出办事，没能及时回寺，那时候通讯不发达，又不能第一时间禀告上人，宗观师兄比较调皮，就会在上人面前调侃说：师弟被抓回家去了，回不来了。上人除了斥责宗观师兄外，据说眉间总会有一丝愁云。后来我知道后，每次外出必然不敢耽误，总是准时或提前回寺。有一次放暑假，我先是随同学组织去了福建参学，从厦门回成都，买了飞机票，把回去的信息提前打电话告诉了上人，回去当天，由于飞机延误，没有准时到达。后来听说，那天下午，上人一直在等我，并且去山门望了好几趟，说是担心我出事故。我知道后，心里无比的自责，以后放假回寺时，绝不敢提前告诉上人，怕他徒增无谓的担心。因此，上人在我心中，就像自己的父亲一样亲切。

上人生病住院期间，因为宗观师兄在自贡接管的金桥寺举行开放庆典，需要我去主持活动，另外上人一直关心的长潭寺有佛事活动，也等着我去襄理。为此，我还先后两次离开了医院，没能在上人身边陪护，那时候从内心深处没有觉得上人会那么快离开我们，至今想起来，内心充满了负罪感，自责不已。要是当时知道上人住世不久，就是再大的事，也会放下，应该多一些时间，随侍在上人身边，陪上人走过生命的最后时光。

由于自己的无知，对上人的病情和身体状况判断不准确，对上人生病期间的照料既不够尽心，也不够细致。自上人生病以来，向我表达得最清晰的一句话，就是“你们以后自己管自己，人要学会自立。”那时候，对这句话没有特别的领会，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早对这句话有领悟，早一些准备，会对上人最后的起居，照料得更精细，但现在连弥补的机会永远也不会有了。

追随上人座下十年，一直是上人对我关怀良多，但我还没有来得及报答上人的接引和培养之恩，上人却离开了我。一直以来，为什么我不敢回忆，也没有写过任何缅怀上人的文字，因为这是我心中的痛。俗语有云：子欲孝而亲不再。这也是我终身都难以弥补的遗憾。

上人归根长潭

上人辞世后三日，农历四月初四，正是文殊菩萨的圣诞，当天早上，我护送上人的法体去新都宝光寺荼毗，礼请宝光寺首座广永大师举火。下午，我同相关人员一道，分捡上人灵骨，得舍利三粒。四月初五早上，昭觉寺常住僧众齐聚普同塔，奉送上人灵骨舍利入普同塔安奉。

上人生前曾多次向我及师兄弟们强调，病重时不住院、不抢救，辞世后不留遗像、不修塔。上人辞生病期间和辞世后，我基本上是遵照上人的愿望办理的。但上人辞世后，想起上人生前恩惠的点滴，内心的愧疚和不安与日俱增。

2001年7月，我在中国佛学院的学习结束，应邀到文殊院常住。于是前往昭觉寺，从普同塔内将上人的灵骨坛请出，捧回文殊院，安奉在我床头的书柜上，以慰内心的怀念和愧疚。

后来，我反复思索，觉得这种方式，对上人不够恭敬，于是决定将上人的灵骨舍利奉送回长潭寺安奉。2008年清明节，我出资在长潭寺后山筑了一处墓穴，智海和尚、上人生前的戒兄常厚师父、挚友净天师父及僧俗弟子五百余人，护送上人灵骨安奉入墓穴中，安放仪式礼请昭觉寺住持演法和尚主法。

上人最终归根长潭，似乎有违上人生前“不修塔”的遗愿，但我变通为营筑简约墓穴的形式，只为报恩和忏悔，想必上人是会原谅我的。但我深知，最好的报恩，是学习上人终身坚守信仰、倾心三宝、朴素简约的品格，“将此身心奉尘刹”，为佛教、为众生不懈怠的尽力奉献。

结语

大英县境内的长潭寺，是上人生前心心念念要恢复的道场，五凤寺、高观寺的重建也凝聚着上人的心血。现在，长潭寺、五凤寺在宗学师兄的弟子庆祥师、庆凌师主持下，高观寺在宗静师兄的弟子庆明师主持下，在当地党政部门的支持下，在广大信众的护持下，呈现出勃勃生机，足以告慰上人于常寂光中。

我自己不肖，一生蒙上人恩惠无尽。目前，虽然也在为佛教竭力而为，但乏善可陈，每念及此，总是觉得愧对上人。在上人辞世近二十年来，每当自己稍有懈怠，常常会回忆起上人生前对我的呵护，总能感受到，上人一直在给我青春般的力量，迈向菩提之路，永不停歇。特别是上人辞世后，我赶回寺里为上人入龛后，助念时上人的慈容与那盏电灯散发出的亮光，光光相照的影像，经常会在脑海中闪现，那一束明亮的光，如同黑夜中的一盏明灯，一直照亮着我前行的路。